日本的江户幕府采取了禁止与外国自由交流的“锁国”政策。但并不是全面地禁止和外国的贸易。江户幕府例外地批准了对荷兰和中国的交流，以九州的长崎为窗口，在政府严格的监视下可以进行物资往来。所以在江户时代，荷兰和中国的各种各样的物资流入日本，当然中国出版的书籍也不例外。江户时代是从1600年开始的，用中国的年号来说，相当于明代的万历28年、神宗时代。尔后，从明代到清代的大约270年间，大量的汉籍被载入船运到日本国内。但并不是所有的汉籍都能无条件地进入日本，江户幕府严禁基督教在日本国内传教，所以对汉籍中有没有关于基督教教义的内容，有必要进行严密地检查。为此，幕府派遣了号称“书籍审查官”的官员常驻长崎，并让他们代代世袭地从事书籍审查的工作，采取了一种禁书政策。从中国来的贸易船只一抵长崎港口，要事先提交保证没有关于基督教书籍的誓约书“赍来书目”，然后制作“书籍总账”等，经过规定的一套手续，中国书籍才可以登陆，把它们纳入日本国内销售的渠道。也就是说，“书籍审查官”这个官职，就是执行政府禁书政策最前线的官僚；“书籍审查官”制作的简单的汉籍内容说明，即“大意书”就是了解书籍内容的“汉籍简介”。

这个“汉籍简介”被送到行政中心的江户（现在的东京）这个阶段，奉行人就马上可以得知从中国运来了什么样的书籍。就这样，可以说是政府书库的“红叶山文库”里不断蓄积大量的汉籍。这个“红叶山文库”现在改称为“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”，其中大部分的藏书都是江户时代经由长崎从中国进口的贵重的书籍。

从中国流入的汉籍不仅仅是运到了江户，还流入地方行政单位和私人书库。可以称为尾张德川家书库的“蓬左文库”、加贺前田家的“尊经阁文库”等日本各地的图书馆，现在也还保管着许多江户时代从中国传来的贵重的汉籍。其中包括许多贵重的白话文学资料。因为有些资料，中国也已经不存在了，所以，以前孙楷第、王古鲁先生等中国著名的学者为了调查曾经特意来访日本。

二、《三国志演义》传到日本

可以想象，小说《三国志演义》也和其他众多的书籍一样，是在江户时代经由长崎传到日本的。《三国志演义》首次传入日本的时期虽然很难判定，不过可以根据现在留下来的私人读书记录或者藏书目录之类，精心地进行调查，对传入日本的时期大致做一个推测还是可能的。像这样的研究，在日本不是由中国文学研究者而是由书志学者（文献学者），或者是国文学者（日本文学研究者）来进行的，这是一个事实。根据长泽规矩也、中村幸彦先生或者德田武先生等著名的文献学者和国文学者的调查，使有关传来《三国志演义》的过去的记录渐渐地明朗起来。

首先，根据中村幸彦先生的论文“唐话的流行与白话文学书籍的进口”（《中村幸彦著述集》7、1984年）的记载，现存记录中，《三国志演义》的书名出现最早的是江户时期的知识分子林罗山的著作集。《林罗山先生集》附录卷一的庆长九年的信件，也就是公元1604年的信件里，附载着罗山本人的读书目录，里面记录着《通俗三国志演义》的书名。另外，估计是罗山的随笔《梅村载笔》中，也包含着汉籍目录，里面与《西游记》、《列国传》、《全相汉书》等书名一起排列着《三国志演义》的名字。这个是不是罗山的读书目录，就不大清楚了。总之，根据这样的记录，可以窥测江户时代的初期，日本知识分子的身边已有小说《三国志演义》了。

其次，根据长泽规矩也先生《日光山“天海藏”主要古书解题》（日光山轮王寺、1966年）的记载，宽永20年，也就是公历1643年去世的天海僧正的藏书中，记录着《新锓全像大字通俗演义三国志传》（乔山堂刊本），还有《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》（明刊本）等书名。很显然，天海僧正在生前目睹了复数的《三国志演义》的明代刊本。

再有，根据遵照八代将军吉宗命令编制的江户幕府藏书目录《御文库目录》的记载，可以得知正保三年也就是公元1646年，《英雄谱》纳入“红叶山文库”。这个《英雄谱》是《三国志演义》与《水浒传》合刻在一起的书籍，由此我们可以确认，那时江户幕府的书库也已经有了《三国志演义》的刊本。

把以上这样的私人读书记录以及藏书目录，或者是幕府的藏书目录等综合一下，我们可以知道，在江户幕府诞生百年之后的1700年这个时候，《三国志演义》的版本就有《通俗三国志演义》、《新锓全像大字通俗演义三国志传》（刘龙传本）、《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》、《二刻英雄谱》、《三国英雄志传》（杨美生本）等等，至少也有五种版本传到了日本。现存《三国志演义》的大部分是16世纪中期以后出版的，在其后的不足150年间，被陆续运到了日本。这说明，在江户时代的很早的阶段，就已经基本具备了日本人欣赏《三国志演义》的物质条件。像下面讲的那样，在17世纪末出版了第一部翻译成日语的《三国志演义》，但在此之前，日本国内已经存在几种《三国志演义》，可以窥见那时日本已经基本打好了接受翻译版的基础。

三、江户时代《三国志演义》的翻译与改编

那么，日本第一次出版翻译成日文的《三国志演义》是什么时候呢？根据现阶段的信息，我们可以推测，最早完成的翻译版时间是元禄5年，也就是1692年。书名是《通俗三国志》，出版地点是京都，翻译人是自称“湖南文山”的隐士。对这位叫文山的人物掌握的情况并不多，依据石崎又造先生或者中村幸彦先生的研究，翻译人不是一位，先是天龙寺叫义辙的和尚翻译到中途，义辙去世后，义辙的弟弟月堂接过来完成了全部的翻译。在这种见解之上，国文学者、明治大学的德田武先生，又指出了元禄5年出版的《汉楚军谈》的翻译态度和《通俗三国志》的相似点，并提出历来所知的《汉楚军谈》译者章峰、微庵兄弟俩很可能与义辙、月堂是同一个人物这样的假设。不管怎样，在谈论江户时代初期知识分子和白话小说的关系时，禅宗和尚很可能参与了把中国白话小说翻译成日语的工作这件事，叫人颇感兴趣。

《三国志演义》日文版是经过什么样的过程出版的呢？对这个问题我们现在也不太清楚。按照中村幸彦先生的研究，是京都制作金属首饰的工匠叫西川嘉长的人物在对马藩逗留时，偶然听说京都五山的和尚在讲谈《三国志演义》，这成了一个机缘。由于西川嘉长的资助，在京都的书肆，栗山伊右卫门的手下实现了翻译本的出版。据说这是对马人古藤文庵写的《闲窗独言》中的记载，所以被公认是可信的。在这里又涉及到京都五山和尚的参与，使我们联想到宗教与书籍的密切关系，和刚才一样，令人兴味盎然。

大家都知道，无论东方还是西方，自古以来书籍的诞生与宗教有着割不断的密切关系。《三国志演义》翻译版的诞生，其背景可以想象有着宗教界的大力参与。被视为五山的和尚轮流讲谈《三国志演义》的地点——对马，是九州近海的日本海上的一个小岛，因为这个小岛离朝鲜半岛很近，在和朝鲜进行外交谈判的时候，它就成了最前线。正因为与海外直接接触的机会甚多，幕府就不得不关心当地的状况，有必要派遣有教养的人士到对马，把对马和中央连接起来。所以，就设置了一个叫“以酊庵”的衙门，京都寺院的和尚被轮流地派到这里，对当地的官员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讲话。在这个所谓定期召开的面向官员的教养培育讲座中，《三国志演义》大概就作为教材的一部分包括在里面了。想到京都五山的和尚轮流担任了这项工作这个事实，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在京都佛教界中已经存在欣赏包括《三国志演义》在内的近世白话文学的人物了。就是作为翻译人被列出名字的“湖南文山”这个人物，在江户初期也已经大致能理解中国白话小说的原文，所以如果不是精通白话小说的高级知识分子的话，是绝对不能胜任那样的工作的。像刚才讲到的，有人指出文山这个人物有可能是禅宗的和尚，想必是顺理成章的。

日本第一次出版翻译成日文的《三国志演义》的经过就谈到这里。下面，让我来谈一下湖南文山翻译的《通俗三国志》用的是哪一个版本这个问题。

刚才已经提到，截至17世纪末传到日本的《三国志演义》一共有五种版本。文山到底是按照哪个版本翻译的呢？对这个问题，以前小川环树先生在出版现代日语版的《三国志演义》的时候，详细地调查了几个版本，结果搞清楚了是李卓吾批评本（吴观明本）。不过，据长尾直茂先生最近的研究，湖南文山翻译的底本虽然基本上用的是李卓吾批评本，但是发现里面插入了一部分独自的译文，所以也许考虑到日本读者的情况，增添了底本里没有的独自的文章。不管怎么说，《三国志演义》在日本第一次被完整地翻译成日文这项工作，是由叫湖南文山的人物所完成，以此为开端，以后才陆续地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改编本。

这件事在下面我会详细地介绍，在这之前，我想补充一点。那还是关于《三国志演义》的日语版的问题。第一个完成完整的翻译说是湖南文山这不假，不过在湖南文山之前已经有人把《三国志演义》的一部分翻译成日文出版了。这个人是江户初期的儒者中江藤树。根据德田武先生的研究，那是被推断为中江藤树的著作《为人钞》，里面编入了有关《三国志演义》“连环计”与“孔明南征”的故事，估计这也是基于李卓吾批评本翻译的。把《三国志演义》的原文与《为人钞》中的译文仔细比较一下，虽然不是直译，但是从有些部分可以看出，的确是沿着《三国志演义》翻译出来的。《为人钞》是1662年出版的书籍，如果前面的指摘是正确的话，在湖南文山完整的翻译版出版的27年以前，尽管是一部分，可以说《三国志演义》的翻译版就已经问世了。

四、学习唐话和《三国志演义》

元禄年间出版的《三国志演义》的日文版《通俗三国志》，好像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，所以，从那以后被改编成日本式的《三国志演义》不断出版。目前正在详细地追溯日本鉴赏《三国志演义》本来状态的研究者中，有金泽大学的上田望先生。根据《金泽大学中国语学中国文学教室纪要》第9辑（2006年3月刊）登载的他最近的研究论文《日本的〈三国志演义〉鉴赏（前篇）——以翻译与插图为中心》，说是江户时代的正德（1711年）至享保（1716年）期间，兴起一个空前的学习唐话（汉语）的热潮，出现了以《三国志演义》等白话小说为教材的学习唐话的知识分子的团体。其结果是涌现出非常爱好《水浒传》、《西游记》等白话小说的读者。可以想象，日本人通过阅读源源不断地进口到长崎的中国书籍，逐渐地对邻国的文化感兴趣，所以早早出版的完整的日文翻译版《三国志演义》，当然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心。在如此高涨的对中国关注的背景下，上田先生把当时与《三国志演义》有关的人们的类型，设想有以下四种（上田望先生前述论文第9、10页）：

(1)学习唐话，在学习过程中阅读《三国志演义》的原文。

(2)虽然不学唐话，但是阅读《三国志演义》的原文。

(3)被唐话学习热、白话小说热、中国热所触发，阅读翻译成日文的《通俗三国志》和《通俗三国志》的摘要版。

(4)不读原文也不读译文，通过歌舞伎、人形剧、讲谈等来欣赏三国的故事。

其中，属于(1)和(2)类型的人们，两者都具备理解《三国志演义》原文的能力，只要有小说的原文就能达到目的。尽管不清楚这种人在江户时代前期有多少，但是有被称为从事口头翻译工作的“唐通事”的人们、有儒学者、有曾经到过中国的禅宗和尚们，还有在私塾经过辅导和自学能够解读汉语的知识分子等等，可以想象有一定数量的人是属于这两种类型的。另外，(3)类型的人们也是在湖南文山的翻译版出售后的元禄年间以后，把《通俗三国志》或者其摘要本放在手头，读得入了迷，对日本故事中所没有的，以雄壮、宏大规模展开的《三国志演义》的世界心满意足。但是，属于(4)类型的人们，无论是《三国志演义》的原本进口也好，《三国志演义》的翻译版出版也罢，“三国故事”在哪一个阶段对他们来说，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，依然是遥远异国的虚无缥缈之谈吧。

五、《三国志演义》对江户民间文艺的影响

（一）带图本

像这样的，对不善于接触以文字作媒介的跨国文化的人们来说，带有插图的《三国志演义》的出现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。下面，我们仍旧按照刚才介绍的上田先生的调查结果，来确认一下江户时代摘要版出版的数量。上田先生仔细调查了日本各地图书馆所藏的《三国志演义》的带图本，彻底查明当时出版了以下的种种书籍：

（红本）　《三国志》：羽川珍重(1685-1754)画，享保6年(1721)，所藏机关不明。

（黑本）　《通俗三国志》（别名《画解三国志》）：鸟居清满画，宝历10年刊(1760)，东京都立图书馆中央馆加贺文库，东洋文库所藏。

（黄封面）　《通俗三国志》：刊年未详（安永元年刊？），东京都立图书馆中央馆加贺文库、大东急纪年文库、东北大学附属图书馆狩野文库等藏。

关羽五关破：安永元年(1772)，3卷，鸟居清满画，关西大学附属图书馆藏。

孔明赤壁谋：安永元年(1772)，2卷、鸟居清满画，关西大学附属图书馆藏。

（黄封面）　《通俗三国志》（别名《画解》）：天明2年(1782)，桂宗信（源吾）画，学习院大学日本语日本文学研究室、上田望等藏。

（黄封面）　《绘本三鼎倭孔明》：5卷3册，睦酒亭老人作，北尾重政画，享和3年(1803)刊，国会图书馆藏。 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